澳门皇冠现金官网
2018-11-20 07:58:50【3409754】
,资料不全,流程也没有走完,也没有提出改进意见。目前有限试点的绩效评价,体现在最终打分上,优良居多。“如果说项目不好,压力非常大,所以评价结果基本都是很好的,90%以上都是优良,那就没有意义,是走个过场。”张雷宝说,有一个县级市的水利项目,财政拨款差不多100万元,建设期已经结束后去评价,只花了两三万元项目就做成了,大部分钱没花,“这显然就是没有绩效的典型例子,按理说应该打不及格,但后来觉得太难看,结果还是及格分。”从绩效评价工作本身的作用看,基本没有对后续的预算资金安排产生硬约束。评价结果多数是停留在反映情况、找出问题、提出建议的层面。赵全厚说,“除非项目单位明显违规,绩效评价一般不会对下一年预算资金安排有明显影响。”多位专家坦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最大的难点是缺乏完善的评价体系。西北大学学者史耀疆说,事后绩效评价需要有参照系、有对比、有科学的测评。但目前的绩效评价并非一种科学的方法,根本说不清楚一项政策和补贴究竟有什么样的产出和影响。金凯伟业咨询公司总经理汪爱武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的指标评价体系是以定性指标为主,依赖专家的主观评价,靠专家的经验值,定量指标不太多,因为很多指标没有定量的标准,“一方面是标准体系缺乏,另外是统计数据缺乏。”赵全厚坦言,设计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的确很难。例如,教育支出如何评价绩效?“培养出大师算成功吗?还是看入学率、升学率、师生比等量化指标?”很多量化指标未必能真正体现出绩效。“绩效评价是用来指导财政支出方向的,但问题是绩效评价的本身标准也在探讨过程中。”赵全厚说。复旦大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价中心主任苟燕楠认为,政府支出项目的性质也决定了其效果很难检验,因为民生支出基本都是市场不干或干得比较少的,难有检验机制。有效率才有公平实现有效率的民生,应当推进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未来几年,民生领域仍将是财政支出的重点。不断提高福利保障水平的需求,与财政收入面临的宏观环境可能恶化相交织,都需要中国未雨绸缪,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财政资金效益不高的大背景是,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已经连续几十年高速增长。“就像有钱人家花钱就不精细,有良好预期的家庭就敢借钱。”复旦大学苟燕楠说,很多财政收支矛盾都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中消解掉了。但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未必能够持续。苟燕楠认为,全球可能迎来“紧财政”时代,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中国接下来可能也面临这样的局面。同时,中国还面临人口老龄化和逐步转向福利国家的过程。大多数提高福利保障水平的项目是敞口的权利性支出,如医保、社保,都是符合条件就得给钱,而且往往是逆周期的。经济增长越差的时候,财政资金越少,符合条件的人反而越多。“在增长乏力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和进一步提升广大公众的福利水平,真正考验政府的时候就到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机制就非常重要。”苟燕楠指出。 从民生投入量力而行的角度考虑,亟须提高财政资金效率。冯兴元指出,中国的人均财富还不足以福利国家化,福利应该是广铺开、低水平,坚持辅助性的原则。这种福利性质的投入,原则是要强调效率,有了效率才有公平。实现有效率的民生,应当推进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希望大家不是天天闭着眼睛,想象着花钱。”中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峥说。从源头看,预算编制和资金分配应吸引更多公众参与。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认为,涉及民生的一切投入,一要公开,二要公民参与,交给老百姓来决定。李凡在浙江温岭参与公共预算改革,有不少公众参与的案例。李凡介绍,第一步先实现账本公开,将本级财政与上级转移支付的总资金放在一个“盘子“里,第二步再由老百姓来讨论,涉及民生的直接投入具体怎么用。在最近的一次会上,上级要求各村搞天眼工程,在村里增加摄像探头,保证治安。村民们就此展开讨论,否决了每家安一个的方案,决定村头统一安装,并升级硬件,保证质量。“民生财政具体花到哪儿,要老百姓自己讨论。他们真正需要什么,而不是官员认为他们需要什么。”李凡说。赵全厚说,近几年扩大公众参与面,就是为了尽可能让了解情况的人参与预算管理和预算编制,解决“该保的没保、不该保的保了”的问题。在预算资金分配和项目执行前,进行充分的事前评估,也很有必要。金凯伟业咨询公司参与了北京市财政局部分项目的事前评估。该公司总经理汪爱武告诉财新记者,事前评估的重点是论证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否属于财政资金支持的范围以及财政资金支持的风险等。必要性,包括项目该不该上,立项是否有价值,立项依据是否充分。可行性,则指项目方案设计是否合理和清晰、项目单位的是否具备相应的实施条件和能力。是否属于财政资金支持的范围,主要是指项目是否具有公益性,财权和事权是否统一,财政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提供支持,直接拨款还是贷款贴息、后奖励等。“很多项目事前评估后都建议调整方案、重新论证项目内容,有的项目在评估后就建议不要上了。”汪爱武说,经事前评估后,项目资金规模一般会比项目单位申报的小。赵全厚说,事前评估的作用在于,有些项目有好几个子项目组成,评估后发现其中只有两个是有道理的,其他的有包装、挪用或不必要之嫌,就建议直接砍掉或进一步复查,有的项目不符合公共财政原则,就建议不上。在教育和卫生等专项财政资金的分配中,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引入竞争性分配机制,包括两部分,一是专家对项目材料的评审,二是现场答辩,即申请单位或用款单位现场陈述和回答专家质疑。2012年2月29日下午,佛山市南海区六家医院九个项目参加竞争性分配资金现场答辩,总计安排财政资金200万元,第一名80万元,第二名70万元,第三名50万元。南海区常务副区长刘涛根告诉财新记者,资金分配越来越公开、合理和透明,申请项目直接找财政部门托关系要钱的少了,财政部门的烦恼也就少了。尽管事前评估是小范围内试点,效果已有所显现。北京财政局2011年对拟纳入2012年部门预算的33个项目进行事前评估,涉及资金48.7亿元,经评估,核减项目经费8.9亿元。福建财政局2011年开展财政投资评审,审减金额4.15亿元,审减率12.5%。项目执行中的错位和资金“跑冒滴漏”现象,凸显事中监督的必要性。财政部和北京、深圳等城市今年开始推进全过程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试点。汪爱武说,通过事中检查可以看偏离目标的程度,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执行过程中的管理也应尽可能细化。冯兴元说,以医疗卫生支出为例,需要的是全覆盖、低水平的法定保险。目前的新农保确实受欢迎,但为简化操作,所有人补贴同样的钱,其实应该分开档次。事后绩效评价,需要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在评价结果科学、公正的基础上,加强其对项目单位的约束力。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有几个层次,对政府和人大公开,对政府各部门之间公开,对社会公众公开。目前试点的绩效评价,基本只公开到前两个层次。张雷宝认为,如果所有评价结果都像审计风暴一样公开,那就有压力、有触动。绩效评价结果在后续的预算资金安排中扮演什么角色,也值得探讨。王瑞超说,有些项目的绩效评价分数低,不一定完全是项目执行自身导致的,如果严格规定,分数低的下年预算就少分配、甚至不分配资金,也不合适。现在试点中,是把绩效评价结果跟预算“适当结合”,绩效评价分数低的项目,可能下一年安排预算支出适当减少,或者更严格审查。汪爱武的体会是,绩效评价的效果是多方面的,并不一定要单纯体现为财政部门核减预算。让有些单位感受到财政的钱不好要、不好花、花不好、管不好,是要负责任的,不敢随便要钱了,这也是制约。无论事前评估还是事后绩效评价,都是更多关注项目本身。“在已经切好的民生蛋糕里,看是否真的把钱花在民生上了,是否有效益。”赵全厚认为,应该逐步从项目评估向预算评估推进,通盘考虑整体预算安排是否合理,“首先要看这部分蛋糕是不是该给民生,该给多少。”本刊记者王长勇、于海荣、张艳玲、戴廉对此文亦有贡献(新世纪) [导读]在中国,女官员尤其是女高官仍处于稀缺状态。全国妇联专家认为,目前女官员比例已不能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在最高层和基层比例很低,多主管科教文卫,中组部要求增加女性干部在中国,女官员尤其是女高官仍处于稀缺状态。女性在中国正职省长中的比例,30年来维持在约3%的水平。至2009年,女性只占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比例的11%。女官员正职少、副职多,且多在教科文卫部门。全国妇联专家认为,目前女官员比例已不能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这一状况或会逐渐改变。20年来中国也在加强重视女干部培养,中组部曾多次发文强调增加女性参政比例。2月15日李斌当选为安徽省省长。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四任女省长。在她之前,分别是1982顾秀莲出任江苏省省长;2001年乌云其木格顶替车祸殉职的云布龙,出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以及2005年宋秀岩出任青海省省长。对比四名女省长履历,有一些相似之处。她们大多有在党委宣传部门的工作经历,或曾出任过共青团干部,并且均有长期基层工作经验。李斌与顾秀莲在履职省长前,都曾执掌过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多年在女性高官领导下工作,并就此议题进行研究和观察,全国妇联研究所副研究员杜洁认为,这些女官员,“都具备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她们不仅敏锐、实在,而且怀着对基层深深的人文关怀,常有温馨的一面。”不过,杜洁的研究也发现,在最高层与最基层,女性官员比例仍然较低。【现状】越到高层比例越低李斌、宋秀岩、乌云其木格、顾秀莲,四人就任省级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时间相互错开,这意味着,从1982年至今,中国女性在省级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版图中维持近3%的水平。来自中组部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女性干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比例有所上升。2009年,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中,女性为11%;地厅级干部中,女性占13.7%;县处级干部中,女性占16.6%。这个比例在2000年时,分别为8%、10.8%、15.1%。同样来自中组部的数据,从2000年至2009年,女性在中共党员的比例由17.4%上升到21.7%。2001年,中组部曾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中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中的女干部,应分别不少于10%、15%、20%。2月20日,前《中国妇女报》总编助理,中国妇女状况观察员冯媛女士表示,并未感觉女性在中国政界、尤其在高层的比例有所上升。高官中女性仍然非常有限。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女性13名,比例为6.4%;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女性只刘延东一人。在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吴仪一人。【领域】多担任副职中组部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09年,正职女干部在同级正职干部中的比例分别为:省部级以上7.3%、地市级10.4%、县处级14.8%。此前,2000年的数据,省、地、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分别占1.7%、6.15%、7.05%、3.4%。杜洁副研究员认为,这些数据背后展示了女干部的“真实生态”,任副职多、正职少。女性官员还普遍存在“副职升迁”现象。女性官员大多出任副职,提升路径也大多是从一个副职升任更高副职。以何鲁丽为例,1984年从政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4年后升北京市副市长,后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再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种状况或会逐渐改变。中组部2001年发布的《意见》中曾提到,“加大党政正职女干部的选拔力度,使地厅和县处两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的数量在现有基础上有所增加”。目前女性官员通常任职一般性社会管理,如教科文卫,在党政“主干线”和重要领域,如经济、政法界任职的较少。这可以从中组部的选拔任用女干部惯例中找到根源。中组部2001年的《意见》中还提到,“其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民政、司法、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领导班子要首先选配(女干部)”。而在这些领域的女性较多,相对提高了女性在官员性别比例中的数据。【位置】比例在世界走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曾就《2010年国际妇女参政主要状况》做为研究报告提交给全国妇联。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月1日,中国政府部门26名正部长中仅3名女性,占11.5%,在此项排序中,中国位于世界第61名。报告还显示,1997年至2011年间,中国女性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与其他国家女性在议会中的位置相比,从世界第16位跌至第55位。杜洁说,这主要是因世界各国议会中的女性比例逐年上升,中国则提高不大。杜洁说,女性参政已成为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当女性官员占到一定比例时,社会管理才会渗透一些女性特点,如平和、和谐。截至2010年1月 澳门金冠官网
澳门苹果官网
ysl澳门官网
澳门电讯官网
澳门水舞间 官网
2018-11-20 07:58:50【3409754】
,资料不全,流程也没有走完,也没有提出改进意见。目前有限试点的绩效评价,体现在最终打分上,优良居多。“如果说项目不好,压力非常大,所以评价结果基本都是很好的,90%以上都是优良,那就没有意义,是走个过场。”张雷宝说,有一个县级市的水利项目,财政拨款差不多100万元,建设期已经结束后去评价,只花了两三万元项目就做成了,大部分钱没花,“这显然就是没有绩效的典型例子,按理说应该打不及格,但后来觉得太难看,结果还是及格分。”从绩效评价工作本身的作用看,基本没有对后续的预算资金安排产生硬约束。评价结果多数是停留在反映情况、找出问题、提出建议的层面。赵全厚说,“除非项目单位明显违规,绩效评价一般不会对下一年预算资金安排有明显影响。”多位专家坦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最大的难点是缺乏完善的评价体系。西北大学学者史耀疆说,事后绩效评价需要有参照系、有对比、有科学的测评。但目前的绩效评价并非一种科学的方法,根本说不清楚一项政策和补贴究竟有什么样的产出和影响。金凯伟业咨询公司总经理汪爱武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的指标评价体系是以定性指标为主,依赖专家的主观评价,靠专家的经验值,定量指标不太多,因为很多指标没有定量的标准,“一方面是标准体系缺乏,另外是统计数据缺乏。”赵全厚坦言,设计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的确很难。例如,教育支出如何评价绩效?“培养出大师算成功吗?还是看入学率、升学率、师生比等量化指标?”很多量化指标未必能真正体现出绩效。“绩效评价是用来指导财政支出方向的,但问题是绩效评价的本身标准也在探讨过程中。”赵全厚说。复旦大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价中心主任苟燕楠认为,政府支出项目的性质也决定了其效果很难检验,因为民生支出基本都是市场不干或干得比较少的,难有检验机制。有效率才有公平实现有效率的民生,应当推进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未来几年,民生领域仍将是财政支出的重点。不断提高福利保障水平的需求,与财政收入面临的宏观环境可能恶化相交织,都需要中国未雨绸缪,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财政资金效益不高的大背景是,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已经连续几十年高速增长。“就像有钱人家花钱就不精细,有良好预期的家庭就敢借钱。”复旦大学苟燕楠说,很多财政收支矛盾都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中消解掉了。但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未必能够持续。苟燕楠认为,全球可能迎来“紧财政”时代,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中国接下来可能也面临这样的局面。同时,中国还面临人口老龄化和逐步转向福利国家的过程。大多数提高福利保障水平的项目是敞口的权利性支出,如医保、社保,都是符合条件就得给钱,而且往往是逆周期的。经济增长越差的时候,财政资金越少,符合条件的人反而越多。“在增长乏力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和进一步提升广大公众的福利水平,真正考验政府的时候就到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机制就非常重要。”苟燕楠指出。 从民生投入量力而行的角度考虑,亟须提高财政资金效率。冯兴元指出,中国的人均财富还不足以福利国家化,福利应该是广铺开、低水平,坚持辅助性的原则。这种福利性质的投入,原则是要强调效率,有了效率才有公平。实现有效率的民生,应当推进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希望大家不是天天闭着眼睛,想象着花钱。”中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峥说。从源头看,预算编制和资金分配应吸引更多公众参与。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认为,涉及民生的一切投入,一要公开,二要公民参与,交给老百姓来决定。李凡在浙江温岭参与公共预算改革,有不少公众参与的案例。李凡介绍,第一步先实现账本公开,将本级财政与上级转移支付的总资金放在一个“盘子“里,第二步再由老百姓来讨论,涉及民生的直接投入具体怎么用。在最近的一次会上,上级要求各村搞天眼工程,在村里增加摄像探头,保证治安。村民们就此展开讨论,否决了每家安一个的方案,决定村头统一安装,并升级硬件,保证质量。“民生财政具体花到哪儿,要老百姓自己讨论。他们真正需要什么,而不是官员认为他们需要什么。”李凡说。赵全厚说,近几年扩大公众参与面,就是为了尽可能让了解情况的人参与预算管理和预算编制,解决“该保的没保、不该保的保了”的问题。在预算资金分配和项目执行前,进行充分的事前评估,也很有必要。金凯伟业咨询公司参与了北京市财政局部分项目的事前评估。该公司总经理汪爱武告诉财新记者,事前评估的重点是论证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否属于财政资金支持的范围以及财政资金支持的风险等。必要性,包括项目该不该上,立项是否有价值,立项依据是否充分。可行性,则指项目方案设计是否合理和清晰、项目单位的是否具备相应的实施条件和能力。是否属于财政资金支持的范围,主要是指项目是否具有公益性,财权和事权是否统一,财政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提供支持,直接拨款还是贷款贴息、后奖励等。“很多项目事前评估后都建议调整方案、重新论证项目内容,有的项目在评估后就建议不要上了。”汪爱武说,经事前评估后,项目资金规模一般会比项目单位申报的小。赵全厚说,事前评估的作用在于,有些项目有好几个子项目组成,评估后发现其中只有两个是有道理的,其他的有包装、挪用或不必要之嫌,就建议直接砍掉或进一步复查,有的项目不符合公共财政原则,就建议不上。在教育和卫生等专项财政资金的分配中,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引入竞争性分配机制,包括两部分,一是专家对项目材料的评审,二是现场答辩,即申请单位或用款单位现场陈述和回答专家质疑。2012年2月29日下午,佛山市南海区六家医院九个项目参加竞争性分配资金现场答辩,总计安排财政资金200万元,第一名80万元,第二名70万元,第三名50万元。南海区常务副区长刘涛根告诉财新记者,资金分配越来越公开、合理和透明,申请项目直接找财政部门托关系要钱的少了,财政部门的烦恼也就少了。尽管事前评估是小范围内试点,效果已有所显现。北京财政局2011年对拟纳入2012年部门预算的33个项目进行事前评估,涉及资金48.7亿元,经评估,核减项目经费8.9亿元。福建财政局2011年开展财政投资评审,审减金额4.15亿元,审减率12.5%。项目执行中的错位和资金“跑冒滴漏”现象,凸显事中监督的必要性。财政部和北京、深圳等城市今年开始推进全过程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试点。汪爱武说,通过事中检查可以看偏离目标的程度,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执行过程中的管理也应尽可能细化。冯兴元说,以医疗卫生支出为例,需要的是全覆盖、低水平的法定保险。目前的新农保确实受欢迎,但为简化操作,所有人补贴同样的钱,其实应该分开档次。事后绩效评价,需要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在评价结果科学、公正的基础上,加强其对项目单位的约束力。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有几个层次,对政府和人大公开,对政府各部门之间公开,对社会公众公开。目前试点的绩效评价,基本只公开到前两个层次。张雷宝认为,如果所有评价结果都像审计风暴一样公开,那就有压力、有触动。绩效评价结果在后续的预算资金安排中扮演什么角色,也值得探讨。王瑞超说,有些项目的绩效评价分数低,不一定完全是项目执行自身导致的,如果严格规定,分数低的下年预算就少分配、甚至不分配资金,也不合适。现在试点中,是把绩效评价结果跟预算“适当结合”,绩效评价分数低的项目,可能下一年安排预算支出适当减少,或者更严格审查。汪爱武的体会是,绩效评价的效果是多方面的,并不一定要单纯体现为财政部门核减预算。让有些单位感受到财政的钱不好要、不好花、花不好、管不好,是要负责任的,不敢随便要钱了,这也是制约。无论事前评估还是事后绩效评价,都是更多关注项目本身。“在已经切好的民生蛋糕里,看是否真的把钱花在民生上了,是否有效益。”赵全厚认为,应该逐步从项目评估向预算评估推进,通盘考虑整体预算安排是否合理,“首先要看这部分蛋糕是不是该给民生,该给多少。”本刊记者王长勇、于海荣、张艳玲、戴廉对此文亦有贡献(新世纪) [导读]在中国,女官员尤其是女高官仍处于稀缺状态。全国妇联专家认为,目前女官员比例已不能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在最高层和基层比例很低,多主管科教文卫,中组部要求增加女性干部在中国,女官员尤其是女高官仍处于稀缺状态。女性在中国正职省长中的比例,30年来维持在约3%的水平。至2009年,女性只占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比例的11%。女官员正职少、副职多,且多在教科文卫部门。全国妇联专家认为,目前女官员比例已不能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这一状况或会逐渐改变。20年来中国也在加强重视女干部培养,中组部曾多次发文强调增加女性参政比例。2月15日李斌当选为安徽省省长。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四任女省长。在她之前,分别是1982顾秀莲出任江苏省省长;2001年乌云其木格顶替车祸殉职的云布龙,出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以及2005年宋秀岩出任青海省省长。对比四名女省长履历,有一些相似之处。她们大多有在党委宣传部门的工作经历,或曾出任过共青团干部,并且均有长期基层工作经验。李斌与顾秀莲在履职省长前,都曾执掌过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多年在女性高官领导下工作,并就此议题进行研究和观察,全国妇联研究所副研究员杜洁认为,这些女官员,“都具备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她们不仅敏锐、实在,而且怀着对基层深深的人文关怀,常有温馨的一面。”不过,杜洁的研究也发现,在最高层与最基层,女性官员比例仍然较低。【现状】越到高层比例越低李斌、宋秀岩、乌云其木格、顾秀莲,四人就任省级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时间相互错开,这意味着,从1982年至今,中国女性在省级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版图中维持近3%的水平。来自中组部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女性干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比例有所上升。2009年,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中,女性为11%;地厅级干部中,女性占13.7%;县处级干部中,女性占16.6%。这个比例在2000年时,分别为8%、10.8%、15.1%。同样来自中组部的数据,从2000年至2009年,女性在中共党员的比例由17.4%上升到21.7%。2001年,中组部曾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中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中的女干部,应分别不少于10%、15%、20%。2月20日,前《中国妇女报》总编助理,中国妇女状况观察员冯媛女士表示,并未感觉女性在中国政界、尤其在高层的比例有所上升。高官中女性仍然非常有限。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女性13名,比例为6.4%;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女性只刘延东一人。在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吴仪一人。【领域】多担任副职中组部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09年,正职女干部在同级正职干部中的比例分别为:省部级以上7.3%、地市级10.4%、县处级14.8%。此前,2000年的数据,省、地、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分别占1.7%、6.15%、7.05%、3.4%。杜洁副研究员认为,这些数据背后展示了女干部的“真实生态”,任副职多、正职少。女性官员还普遍存在“副职升迁”现象。女性官员大多出任副职,提升路径也大多是从一个副职升任更高副职。以何鲁丽为例,1984年从政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4年后升北京市副市长,后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再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种状况或会逐渐改变。中组部2001年发布的《意见》中曾提到,“加大党政正职女干部的选拔力度,使地厅和县处两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的数量在现有基础上有所增加”。目前女性官员通常任职一般性社会管理,如教科文卫,在党政“主干线”和重要领域,如经济、政法界任职的较少。这可以从中组部的选拔任用女干部惯例中找到根源。中组部2001年的《意见》中还提到,“其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民政、司法、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领导班子要首先选配(女干部)”。而在这些领域的女性较多,相对提高了女性在官员性别比例中的数据。【位置】比例在世界走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曾就《2010年国际妇女参政主要状况》做为研究报告提交给全国妇联。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月1日,中国政府部门26名正部长中仅3名女性,占11.5%,在此项排序中,中国位于世界第61名。报告还显示,1997年至2011年间,中国女性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与其他国家女性在议会中的位置相比,从世界第16位跌至第55位。杜洁说,这主要是因世界各国议会中的女性比例逐年上升,中国则提高不大。杜洁说,女性参政已成为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当女性官员占到一定比例时,社会管理才会渗透一些女性特点,如平和、和谐。截至2010年1月 澳门金冠官网
澳门苹果官网
ysl澳门官网
澳门电讯官网
澳门水舞间 官网